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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爾騰湖畔的梭羅，依靠耕作收成和做零工，證明他可以以每年六週的工作，換得一整年簡約的生活所需，其餘的三百天他得到了閒暇和獨立，可以自由地閱讀、思考、寫作，把文明的繁瑣盡數剝去：「我的實驗顯示：如果一個人信心充分地朝他的夢想走去，並且努力地照他想像中的方式過活，便能達成他的目標，……(這時)他的內心和周圍會建立起新的、更有普遍性、更不局限的法則；或者舊的法則會增益開闊，使他臻身於生命的更高的秩序裡。他的生活愈簡化，宇宙的定律就愈變得單純，於是孤獨不復是孤獨、貧困不復是貧困、柔弱也不復是柔弱。」《湖濱散記》在一八五四年出版，是他力行這個信念而留給世人的一個記錄。

但這個隱士日子過得絕不平靜。一八四六年的五月，美國發動了對墨西哥戰爭，在湖邊耕讀的梭羅認為這個戰爭意在吞併美墨邊境上的德克薩斯，人民無義務繳稅來支持政府進行這樣不義的戰爭。更重要的是，當時蓄奴在美國依然合法，使梭羅痛心疾首，「我一刻都不願承認這個奴隸的政府也是我的政府」，當然更不要期望他繳稅來支持這樣的政府了。不繳稅的結果是有一天梭羅被稅官遇上，捉進牢裡，坐了兩天牢。為這件事他寫了他最出名的論文〈不服惡法論〉(Civil Disobedience)，主張人對政府不公正的措施應該以撤銷支持來迫使它改善。這篇文章措詞的銳利和邏輯的嚴謹，以及酖酖更重要的，它的命題的具普世性，使它日後在歷史上一再產生巨大的影響，絕非梭羅或他同時代的人所能想像。

梭羅也常在他的小屋協助逃跑的黑人奴隸，甚至護送他們去庇護的祕密組織。當激烈的反蓄奴主義者布朗（John Brown）父子被絞刑處死時，聽到消息的梭羅憤怒地爬到他所住的康珂鎮公所的鐘樓上，奮力敲響政府的「喪鐘」！

梭羅的思想受到一點東方哲學的影響，但他全然不是一個東方式的隱者：他固然能夠全心投入自然，自謂所有大自然的盛典他都在仔細「觀禮」，但卻同時是一個激烈的社會批判者，而非寒江獨釣、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東方隱士。

梭羅只活了短暫的一生。用俗常的標準來看，可以說困頓以終。他在二十歲時（1837）自哈佛大學畢業，回到他所生長的康珂鎮的一個小學教書，但只教了幾天就因為被迫體罰學生而辭職。此後他做過木匠、石匠、土地測量員，在他父親的鉛筆廠幫過忙、和他哥哥在家裡收過學生教書，但是，一直到一八六一年他四十四歲過世，梭羅再沒有過一個正式職業。他生前總共出過兩本書，第一本《康河和梅河上的一週》(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)在出版後的五年裡只賣掉了兩百多冊。《湖濱散記》是他的第二本書，也一樣滯銷。出版社把賣不掉的書退還他時，梭羅自嘲：「如今我有了九百多本藏書了，而且當中七百多本都是我自己寫的！」

但是十九世紀末葉開始，人們重新發現了梭羅。他的傳記、作品被一再編印出版。《湖濱散記》已成文學史上重要的自然生態書寫經典。梭羅的地位充分反映在這本書的出版現象上，尤其在二十世紀中葉，英文版本在一九四八年一年中便出了六個版本，一九五八年十一個版本，一九六八年二十三個版本。一九六、七○年代，回歸自然的呼聲隨著嬉皮風席捲全球，《湖濱散記》更成為青年一代的聖經，各國譯本迄今不計其數，單中文翻譯，就不下五種之多。

但長不過萬言的〈不服惡法論〉更是影響深遠，一個半世紀來一再在人類爭取公理的奮鬥中成為他們的啟示，且得到最後的勝利。聖哲甘地的印度獨立運動、丹麥在二次大戰中的反納粹入侵、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黑人人權運動都是著例。這篇文章近百年來在各種《湖濱散記》的版本中都以附錄的方式出現，幾乎已經變成了《散記》的一部分。

梭羅死時（1861）林肯總統剛開始發動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，英年早逝留下的遺憾，也許是他不及親眼看到林肯在四年後打贏內戰，完成了他的心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