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影文影舞》當八里變成八里「左岸」
文／張世倫
台北縣淡水對面的鄉鎮八里，近年來在縣政府的積極打造下，逐漸以八里「左岸」之名，引起注目，然而，當人們熟知的八里，逐漸變成八里「左岸」，在一片歡呼與樂觀聲中，是否又隱含了什麼歷史意義與文化邏輯上的陷阱呢？
事實上「左岸」一詞，原指法國巴黎塞納河左岸，這片聚集諸多大學、美術館、咖啡廳、書店、出版社、小劇場等，歷史上涵養諸多文人與藝術家，具有豐富文化傳統的一片區域。這片區域，一九三０及四０年代，是Picasso、Breton、Gide、Camus、Sartre、Beauvoir等文化人進行反法西斯與反納粹抗爭的場域，撼動全球的六八學運，則是在左岸拉丁區及索邦大學發起第一聲怒吼。左岸一詞，甚至可以是與新浪潮等量齊觀的電影流派，譬如Alain Resnais、Agnes Varda、Chris Marker的作品。左岸，從來就是一個政治的、歷史的、社會的、文化的、藝術的多元體。
然而，具有如此悠久歷史、政治、與文化內涵的一個詞，在台灣隨著奶茶廣告的強力宣傳，其深刻、多樣、豐富的內在，全部被抽空、搾乾，碾平。「左岸」一詞，被簡化為「咖啡／浪漫／悠閒」的同義詞，於是被廣泛地被本地商人胡亂挪用。例如根本不是法國人的英國現代音樂家Michael Nyman，其作品在台灣發行時就被唱片公司冠上「聽見左岸…..塞納河畔………..我一個人，我在左岸咖啡廳」的標題，成為世界罕見的奇怪版本。至於台灣之建築、咖啡館、言情小說等，大量濫用此詞者更不勝枚舉，甚至飄洋過海，逐漸在中國亦有流傳，成為華人世界一個怪異的文化現象。
商人為了牟利，不求甚解地挪用外來名詞，並將其去歷史化、去政治化、去脈絡化，只想利用符號最表面的意義，來建構一套異國想像與浪漫情調，好促銷商品，作為一文化現象，已頗值得非議，但如今連公部門，都浩浩蕩蕩地甩嘴皮玩弄文字遊戲，並藉此大興土木，意圖將原來的八里改裝為八里「左岸」，並把這也稱做社區營造，其中所隱含的問題，就不能不讓人大表質疑。
台北縣政府近年來先是從廣告中得到靈感，發現「八里」與「巴黎」發音接近，於是在「八里左岸」的符號包裝下，近年來開始了一連串的建設，美其名為活絡社區發展，發展觀光休閒。這些措施，包括以不美觀，不整潔為由，大量拆除當地漁民賴以維生的違建，仿效淡水「漁人碼頭」（另一個挪用國外名稱的案例），將河岸改建成素潔有餘，卻缺乏生命力的所謂「具有歐洲浪漫氣氛」的木棧道。並以每年高達一千三百五十萬的預算設置騎警隊，騎警每人配置歐式制服，好營造所謂的「歐洲騎士情調」，方面遊客拍照取景。諷刺的是八里一帶，歷史上根本未有馬匹在此活動之紀錄，而夏日燥熱冬風凌厲的極端氣候，長期在此以騎警之名搞馬術大秀，簡直就是虐待動物。此外，縣府與縣長都不斷以「約會在八里，品嘗左岸咖啡」作為宣傳詞，然而，八里乃一傳統漁村，其他產業並包括石雕、輕工業等，咖啡根本就不是八里的在地產業，而據媒體報導，目前搶於八里地區開設咖啡廳者，外地人為數眾多，只因為發音相似，就取巧移植一套浮面的咖啡文化於此一傳統漁村，甚至在縣府活動中在此漁村大量使用法文標語「日安八里左岸」，不但是自我殖民，突兀至極，更不見公部門積極地從在地產業中，尋找可以活絡、再生、並達成觀光化的傳統產業。整套措施，都是由上而下的粗暴移植，而非發自草根底層，來自在地居民的主動構思、參與、運作，這，還能算是社區營造嗎？
更嚴重的是，八里這個台灣近代史中曾具有一席之地的港口，其歷史傳統已經逐漸被八里「左岸」這個「新傳統」所掩蓋。遊走所謂的八里「左岸」，除了移植來的各種硬體設施外，關於八里地區的在地史、社區史、近代演變，卻只有幾張粗糙簡單的展牌帶過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強調浪漫、慵懶、閒適的左岸「新傳統」，然而強悍的漁業依舊存在，講究工法的石雕也未消失，觀音山上的好兄弟仍然佔地為王，由上而下靜觀一場由公部門發動的改造工程，如何把他們熟悉的河岸變的既突兀又陌生。而在這場玩弄符號的乾坤大挪移中，他們注定要讓位給某種台灣人想像中的，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異國情調，謂之「左岸」。
英國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曾說，許多我們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傳統，其實都是創造出來的，然而這種「傳統的創造」（invention of tradition），必須藉由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省略過去，並把新建構出來的傳統，用論述與各種作為使其「自然化」，好似事物本來就是如此這般。言至此，不禁令人懷疑五十年後，是否還有人記得八里原來真正的面貌，或是，以為這裡本來就是左岸咖啡的原鄉。
何其浪漫，何其淺薄，何其台灣。
（註）對八里目前此種發展方向表示憂心者，事實上不在少數。居住八里的作家鍾文音便曾為文表達她的憂慮，見鍾文音〈八里.巴黎〉一文，2004年2月15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。
文／張世倫
台北縣淡水對面的鄉鎮八里，近年來在縣政府的積極打造下，逐漸以八里「左岸」之名，引起注目，然而，當人們熟知的八里，逐漸變成八里「左岸」，在一片歡呼與樂觀聲中，是否又隱含了什麼歷史意義與文化邏輯上的陷阱呢？
事實上「左岸」一詞，原指法國巴黎塞納河左岸，這片聚集諸多大學、美術館、咖啡廳、書店、出版社、小劇場等，歷史上涵養諸多文人與藝術家，具有豐富文化傳統的一片區域。這片區域，一九三０及四０年代，是Picasso、Breton、Gide、Camus、Sartre、Beauvoir等文化人進行反法西斯與反納粹抗爭的場域，撼動全球的六八學運，則是在左岸拉丁區及索邦大學發起第一聲怒吼。左岸一詞，甚至可以是與新浪潮等量齊觀的電影流派，譬如Alain Resnais、Agnes Varda、Chris Marker的作品。左岸，從來就是一個政治的、歷史的、社會的、文化的、藝術的多元體。
然而，具有如此悠久歷史、政治、與文化內涵的一個詞，在台灣隨著奶茶廣告的強力宣傳，其深刻、多樣、豐富的內在，全部被抽空、搾乾，碾平。「左岸」一詞，被簡化為「咖啡／浪漫／悠閒」的同義詞，於是被廣泛地被本地商人胡亂挪用。例如根本不是法國人的英國現代音樂家Michael Nyman，其作品在台灣發行時就被唱片公司冠上「聽見左岸…..塞納河畔………..我一個人，我在左岸咖啡廳」的標題，成為世界罕見的奇怪版本。至於台灣之建築、咖啡館、言情小說等，大量濫用此詞者更不勝枚舉，甚至飄洋過海，逐漸在中國亦有流傳，成為華人世界一個怪異的文化現象。
商人為了牟利，不求甚解地挪用外來名詞，並將其去歷史化、去政治化、去脈絡化，只想利用符號最表面的意義，來建構一套異國想像與浪漫情調，好促銷商品，作為一文化現象，已頗值得非議，但如今連公部門，都浩浩蕩蕩地甩嘴皮玩弄文字遊戲，並藉此大興土木，意圖將原來的八里改裝為八里「左岸」，並把這也稱做社區營造，其中所隱含的問題，就不能不讓人大表質疑。
台北縣政府近年來先是從廣告中得到靈感，發現「八里」與「巴黎」發音接近，於是在「八里左岸」的符號包裝下，近年來開始了一連串的建設，美其名為活絡社區發展，發展觀光休閒。這些措施，包括以不美觀，不整潔為由，大量拆除當地漁民賴以維生的違建，仿效淡水「漁人碼頭」（另一個挪用國外名稱的案例），將河岸改建成素潔有餘，卻缺乏生命力的所謂「具有歐洲浪漫氣氛」的木棧道。並以每年高達一千三百五十萬的預算設置騎警隊，騎警每人配置歐式制服，好營造所謂的「歐洲騎士情調」，方面遊客拍照取景。諷刺的是八里一帶，歷史上根本未有馬匹在此活動之紀錄，而夏日燥熱冬風凌厲的極端氣候，長期在此以騎警之名搞馬術大秀，簡直就是虐待動物。此外，縣府與縣長都不斷以「約會在八里，品嘗左岸咖啡」作為宣傳詞，然而，八里乃一傳統漁村，其他產業並包括石雕、輕工業等，咖啡根本就不是八里的在地產業，而據媒體報導，目前搶於八里地區開設咖啡廳者，外地人為數眾多，只因為發音相似，就取巧移植一套浮面的咖啡文化於此一傳統漁村，甚至在縣府活動中在此漁村大量使用法文標語「日安八里左岸」，不但是自我殖民，突兀至極，更不見公部門積極地從在地產業中，尋找可以活絡、再生、並達成觀光化的傳統產業。整套措施，都是由上而下的粗暴移植，而非發自草根底層，來自在地居民的主動構思、參與、運作，這，還能算是社區營造嗎？
更嚴重的是，八里這個台灣近代史中曾具有一席之地的港口，其歷史傳統已經逐漸被八里「左岸」這個「新傳統」所掩蓋。遊走所謂的八里「左岸」，除了移植來的各種硬體設施外，關於八里地區的在地史、社區史、近代演變，卻只有幾張粗糙簡單的展牌帶過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強調浪漫、慵懶、閒適的左岸「新傳統」，然而強悍的漁業依舊存在，講究工法的石雕也未消失，觀音山上的好兄弟仍然佔地為王，由上而下靜觀一場由公部門發動的改造工程，如何把他們熟悉的河岸變的既突兀又陌生。而在這場玩弄符號的乾坤大挪移中，他們注定要讓位給某種台灣人想像中的，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異國情調，謂之「左岸」。
英國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曾說，許多我們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傳統，其實都是創造出來的，然而這種「傳統的創造」（invention of tradition），必須藉由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省略過去，並把新建構出來的傳統，用論述與各種作為使其「自然化」，好似事物本來就是如此這般。言至此，不禁令人懷疑五十年後，是否還有人記得八里原來真正的面貌，或是，以為這裡本來就是左岸咖啡的原鄉。
何其浪漫，何其淺薄，何其台灣。
（註）對八里目前此種發展方向表示憂心者，事實上不在少數。居住八里的作家鍾文音便曾為文表達她的憂慮，見鍾文音〈八里.巴黎〉一文，2004年2月15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。
